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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勉:出身宗室的清廉名相
發布時間:2020年03月27日 14:05:46  來源: 南方日報

  原標題:李勉:出身宗室的清廉名相

  

李勉像 簡仁山 作

  【評說李勉】

  “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,李勉一人而已。”費樞《廉吏傳》中的這句話,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。所謂“富貴利達”,因為李勉的宗室身份。在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任上,李勉便可圈可點。“性廉潔”的他,不僅“在官累年,器用車服無增飾”,而且卸任之時,“至石門停舟,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,投之江中”。后世包拯離開端州有停舟擲硯之舉,或效仿李勉也說不定。

  身份特殊,一舉一動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會更明顯。唐代宗有過“毀除白渠水支流碾硙,以妨民溉田”的詔令。碾硙,即利用水力啟動的石磨。但是郭曖家的四輪碾硙,“所司未敢毀撤”。因為郭曖是“安史之亂”中領軍收復兩京功臣郭子儀的六兒子,老婆則是代宗的四女兒昇平公主。父親告誡女兒:“吾行此詔,蓋為蒼生,爾豈不識我意耶?可率為眾先。”果然,公主“即日命毀”自家碾硙之后,“勢門碾硙八十余所,皆毀之”。李勉之廉,大家是看在眼里的,所以他離開嶺南后,“人吏詣闕請立碑”。

  明朝劉宗周給崇禎皇帝提出了一種識人方法,要義正來自李勉。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為什么自己看好的盧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認同,滿面狐疑地問:“眾人論杞奸邪,朕何不知?”李勉站出來回答:“盧杞奸邪,天下人皆知;唯陛下不知,此所以為奸邪也!”幾百年后,劉宗周念念不忘,甚至將之視為“萬世辨奸之要”,任何時候都屢試不爽。“要”在哪里?如果一個人在長官面前是人而在大眾面前是鬼,必奸邪無疑。在肅宗朝,李勉當過監察御史,那該是他實踐中的總結概括了。

  “李勉一人而已”,足見“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”之難。唯其難,更見李勉品行的可貴。以之立朝,更有十足的底氣。

  ——潮白

  “為官五十余年,清風兩袖;過手萬千財物,一無所取。”據傳,這是后人為緬懷中唐賢相李勉而撰寫的一副對聯。

  李勉(717-788),字玄卿,宋州宋城縣(今河南商丘)人。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,李勉是頗為特殊的一位。他是唐高祖李淵第十三子、鄭王李元懿的曾孫,憑“親戚之法”而非科舉入仕。在“安史之亂”前后的大變局時期,他歷經玄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,擔任過開封縣尉、監察御史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、工部尚書等職位,獲封汧國公,還曾在多地出任節度使,晚年入朝為相。

  雖然出身宗室,但從政數十年來,李勉始終公忠雅正、嚴懲污吏、立身清儉、關心民瘼,被陸贄、劉昫等文史學者推為宗臣之表、國儲(太子)之師。在出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的數年間,李勉平定叛亂、協調外貿,并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、“江中沉寶”的美談。

  不僅如此,李勉還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:他精通音律,擅長演奏、作曲、制琴,是被明代《琴書大全》載入史冊的全能型古琴妙手;同時,因一生行事頗具扶危濟厄、古道熱腸的任俠之風,其事跡多次被《太平廣記》《三言二拍》等古代小說加以衍化、宣揚。

  談到李勉,宋代費樞在《廉吏傳》里曾做過一番評價:“論曰廉貧之節,得之寒士易,求之王族難,何則?非素習也。歷觀前代,惟漢唐宗室之賢為冣(同‘最’)多,其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,李勉一人而已。”

  那么,李勉是怎么做到處榮華之地而不改廉潔之志的呢?這還要從他的家族說起。

  家風清正 開封懲貪

  李勉成長于唐玄宗執政的“開元盛世”,此時距離唐高祖李淵一統江山已過百年,天下承平已久。原本旗鼓相當的李氏諸王家族,呈現出顯隱窮達不斷分化之格局。“其初皆有封爵,至其世遠親盡,則各隨其人賢愚,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,至或流落于民間。”(《新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)

  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,唐代統治階級在選拔用人標準上,從早期注重門第、血統,愈發向著文學、理政等實際才干傾斜。玄宗在位期間,為防范近支宗室把持高位,實行“開元新制”,量能考行,從而使得疏宗后裔獲得了更多嶄露頭角的機會,才茂宗卿、功業突出者,縱非嫡嗣亦能致遠。

  李勉所屬的鄭王這一脈,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。其曾祖李元懿聰慧好學,政績不凡,曾“數斷大獄,甚有平允之譽”,為此獲得高宗的嘉賞(參見《舊唐書·列傳第十四》);其父李擇言曾任漢、褒、相、岐四州刺史,亦以嚴厲干練著稱。李擇言守漢州(今四川廣漢)時,曾經做過宰相的益州長史張嘉貞對待管內刺史態度一向簡傲,唯獨常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,對其格外賞識。

  據史書記載,李勉自幼勤讀經史,成年后養成了“沉雅清峻”的個性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雖為刺史之子,但《新唐書》本傳稱其少年時家境“貧狹”,李勉日后能成長為一代廉相,應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家風的熏染。

  李勉出仕之前,就有“信而埋金”的義舉流傳于世。他在外出游歷時,與一位儒生同住一家客棧。儒生病重之際,將隨身所帶金銀秘密交付李勉,委托他操辦后事,并愿以剩余的財物相贈。安葬儒生時,李勉悄悄將余金藏于棺槨之中,直到其家人聞訊趕來時,才重新開棺取金奉還。《太平廣記》中也有一則類似的軼聞,只不過客死他鄉的儒生變成了一名波斯商人,金銀則改為寶珠,或許就是由“埋金”一事演變而來。

  盡管李勉作為宗室子弟,可以沾門蔭之光、走“捷徑”入仕,但他依然要從基層崗位做起。在他擔任汴州開封(今河南開封)縣尉時,汴州為水陸交通要沖,三教九流雜處之地,一向難于治理。李勉走馬上任后治理勤勉,以“擒奸擿伏”(捉拿奸邪,揭發隱惡)揚名。

  《唐語林·補遺》記載,有不良污吏為試探李勉執法之寬猛,故意受賄,還放出風聲“通知”李勉。李勉限其三日之內自首,逾期則舁櫬(抬著棺材)相見。 不料此人無視警告,三日之后竟然讓人抬著棺材到縣衙招搖尋釁。李勉言出法行,當場命令吏卒將其裝入棺材,鑿釘封棺,沉入汴河。此后,開封官場再也沒有人敢以身試法了。

  不阿權貴 破除陋習

  安史之亂爆發后,長安失守,宗社幾覆。唐玄宗逃至蜀中,唐肅宗在靈武(今寧夏靈武)即位。至德(756-758)初年,李勉赴靈武擔任監察御史。此時正逢亂世,武將大多恃勛而貴,在朝堂之上背闕(背向王位)而坐,放肆談笑。李勉見此提出彈劾,肅宗感嘆:“吾有李勉,始知朝廷尊也”,于是提拔他為司膳員外郎。

  自躋身中央朝廷以來,李勉不斷展現出其父輩精察善斷的特質。當時,關東獻上一批俘虜等待處斬。李勉發現囚犯中有一人仰天長嘆,經過審問,得知此人乃是遭到脅迫,并非蓄意造反。他力勸肅宗施行仁政,使得有“點污”之人“澡心歸化”,戴罪效力,若不分情由一律殺之,將之逼上絕路,等于資助兇逆。肅宗覺得有理,立即宣布赦免,由是“歸化日至”。(參見《舊唐書》本傳)

  克復長安以后,李勉累歷清要之位,遷至河南少尹、山南西道觀察使等職。有一次,李勉得知昔日的下屬王晬被譖言所誣,即將被處死。緊急關頭,他將實情飛表上奏,使得王晬獲釋,而自己卻因抗旨被貶官。

  李勉忠貞尚義的個性,在稗官野史、雜記小說中多有體現。如《醒世恒言》 “李汧公窮邸遇俠客”一則,講述了李勉查明案情真相,寬赦罪犯,卻不僅為此丟官,還惹來殺身之禍的故事。雖是小說筆法,但文中提到李勉“專尚平恕”,不用酷刑,推勘縝密,杜絕冤獄,是有一定歷史依據的。

  對身陷囹圄的忠良,李勉屢屢犯險施救;而對于怙勢作威的寵臣,他鯁亮介直,不肯曲意逢迎,與李輔國、魚朝恩等當權的宦官勢力接連抵牾。

  李輔國是唐代第一個封王拜相的宦官,因擁戴肅宗靈武即位有功,成為天子心腹。從起草敕令、批閱奏疏,到符印軍號、調遣禁軍,盡在其掌握之中。肅宗駕崩后,李輔國又因擁立代宗被尊為“尚父”,至此愈發跋扈。

  李勉之前的諸位宰相,不事權貴如張鎬,試圖鉗制宦官、權歸中央如李峴,都曾遭到毀謗或打壓,繼而被罷相。出身于隴西望族的李揆,為了保住相位,不惜阿附李輔國,“執子弟之禮”。

  即便如此,當李輔國示意李勉對自己行降禮(跪拜施禮)時,李勉不為所屈,因此遭李輔國忌恨,一度被排擠出中央朝廷,經歷數次遷轉,才得以重返決策中樞。

  大歷二年(767),李勉因軍功受賞,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宦官魚朝恩時任觀軍容使、知國子監事(國子監為古代最高學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機構),每到國子監視察時隨員龐雜。前任京兆尹(長安所在的京畿地區行政長官)出于獻媚之心,都要傾盡府中人力物力,精心置辦幾百人的宴席。

  李勉上任后,逢魚朝恩又來國子監,下屬提醒他“遵循舊例”極力款待。李勉回復說:“魚朝恩是國子監事,我到太學來見他,理應他宴請我才是。如果他來京兆府,我豈敢不準備飯菜呢?”魚朝恩得知后銜恨在心,以后再也不到太學去了。而李勉后來也被人接替了京兆尹職位,于大歷四年(769)出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。

  廉潔自持 江中沉寶

  李勉任職嶺南期間最突出的成績,一是平定馮崇道、朱濟時叛亂,為百姓安居樂業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環境;二是振興海上商貿,不乘職權之便,對往來商船強征暴斂。抵埠的外國商船從他初來時每年僅四五艘,增加到一年之后的四十余艘,對外貿易一改往日的蕭條,呈現出貨殖殷繁、商賈奔湊的景象。

  除了禁腐肅貪,李勉在生活上更是素淡簡樸,器用、車輿、禮服從不增補修飾。離任北歸之際,他特意在舟行途中停船,將家人所攜帶的珍奇南貨悉數搜出,投入江中,以示不儲“贏藏”(蓄藏馀財)的決心。官民深受感動,稱贊他是比肩宋璟、盧奐、李朝隱的清官,還向朝廷請求為李勉立碑頌德,獲得了代宗的許可。

  李勉晚年曾任滑亳節度使,居鎮八年,“以舊德方重,不威而治”,藩鎮將帥都對他既尊敬又忌憚。他作于大歷九年(774)的《滑州新驛記》,收錄于《全唐文》,記錄了他在鎮守滑州(今河南滑縣)期間新修安史之亂中被毀驛館的過程,闡明了摒除浮華、務求實用的工作原則。在李勉看來,雕梁畫棟之類的夸麗作風,不但對驛館供人遮陰休憩的基本功用無益,而且令人“玩巧蕩神”,只會虛費公帑。李勉為何崇尚“清廉簡易”之道,由此可見一斑。

  李勉一生躬行清儉,但在私人生活上并非毫無情趣追求。事實上,李勉自幼博古探奇,善鼓琴,好詩文。元代辛文房所撰《唐才子傳》提到,李勉“多蓄古今玩器”。明萬歷間琴家蔣克謙所輯《琴書大全》稱,李勉工于制琴,曾以小塊優質桐材膠結拼合制成“百衲琴”,所斫名琴“韻磬”“響泉”,皆屬上品。另有專著《琴徽字議》、琴曲《靜觀吟》等作品傳世。

  后世琴家對《靜觀吟》有一段題解:“唯靜觀,則心境澄清,外誘不擾,而能浮云富貴,草芥功名。”堪為今人探尋、解讀李勉為官心境之參考。

  德宗繼位后,李勉入職中書門下平章事,居將相高位,仍禮賢下士,關心同僚。所得祿俸賞賜皆分贈給親友,以致身后無余財。貞元四年(788),李勉病逝,德宗冊書追贈為“太傅”,謚號“貞簡”。

  縱觀唐代憑借門蔭入仕的宰相,成就各有不同,史家評價懸殊。如李林甫亦有才華,精通音律,卻因大權獨握、紊亂朝綱,死后落得削官抄家、子孫流放的凄慘結局;而李勉同樣是門閥制度的受惠者,卻一生正直端莊、寬厚廉謹、貞明寡欲,終成海內名臣。

 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里所言:“至公之用,本無偏黨;惟善所在,豈隔親疏?”所謂“親親用賢之道”,不在親疏之際,而在是否存有“至公之心”。

  李勉的生平故事說明,比起官員的家庭出身、入仕途徑,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工作中能否堅持嚴于律己、遵紀守法。良好的家庭環境應成為一個人履職的積極推動因素,而非滋生驕縱、奢華之念的絆腳石。同時,業余保持高雅的興趣愛好,有助于個人修身正心,但不能因此荒廢本職工作,更不能任其成為貪腐欲望之源。(郭珊)

責任編輯:董明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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