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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檔案中的近代云南瘟疫防控(下)
發布時間:2020年03月30日 10:48:00  來源: 云南網

  中藥主導 名醫擔綱 

  近代云南各方面的客觀條件,決定了瘟疫防控只能以中醫中藥主導,也因此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和中藥良方。

  清末,云南用中藥治療瘧疾,取得一定療效。據《云南衛生通志》記載,清光緒年間中法戰爭(1883~1885年),騰沖祖傳名醫劉德峻為中國軍隊配制“截瘧追瘴丸”,對防治瘧疾有良效。

  20世紀20年代,昆明中醫名家姚蔭軒,結合云南地理和氣候特點,配出“桑菊銀翹湯”在昆明防治瘟病。該方將清代醫學家吳鞠通《溫病條辨》的“銀翹散”和“桑菊飲”合方改進,治療效果顯著。1922年,他又將該方改進成“桑菊銀翹散”,使用更加方便,對防治流感起到了重要作用,后人稱其為“東方的盤尼西林”。 

  據民國云南省會警察局衛生科檔案記載,昆明人姚礎基(號堅白),祖上四代行醫,在昆明久負盛名。姚礎基自幼頗得家傳,后來進入云南省會警察局。他除擔任警員外,“常讀醫藥書籍,細心研究,歷十年之經驗,漸有進步”。他1938年任曲靖警察局局長,當地紳士和貧民知道他精研醫術,“每遇染疾,皆請開方診治,于此開始行術”。 

  1943年5月,姚礎基調任賓川縣警察局督察員。“時值霍亂流行,蔓延甚廣,經各界聯合開會表決,成立防疫委員會,公推(姚礎基)任常委兼醫藥組組長,專負醫療責任。當地中西醫醫生皆選為組員,負責施救事宜。”防疫委員會提出用中藥救治,姚礎基開出“藿香正氣散”防治霍亂,免費送給民眾服用,“施送防服,生效甚廣”。 

  同年12月,姚礎基回到昆明。云南省會警察局診療所中醫主任郭體仁評價:“本方名藿香正氣散,自古治霍亂、轉筋、麻腳瘟,歷歷有效。用于配制施送,效驗自彰。”因其處方適宜,救人無數,經云南省會警察局證明,向云南省中醫檢定委員會推薦,并免于考試,準予他取得行醫執照,在昆明救治病人。 

  鼓勵創新 貢獻抗戰  

  1930年4月26日,衛生部頒布《管理成藥規則》,鼓勵創制新藥。抗戰時期,云南積極推動戰時防疫藥品創制,支援抗戰。1936年7月1日,云南全省衛生實驗處成立,開展戰時衛生防疫工作,辦理成藥登記化驗事宜,一批新研制的中成藥獲得登記,支援抗戰。僅省會昆明,就有曲煥章制售“百寶丹”,吳仙群制售“驅瘴散”,益壽藥號配制“秘制擺子膏藥”,呂華齋配制“痧氣靈寶丹”等新藥,經依法登記,并于1938年經云南全省衛生實驗處化驗合格,頒給許可證,作為戰時防疫藥品使用,為抗戰作出積極貢獻。 

  1941年11月,云南省轉發重慶政府頒布的《獎勵醫藥技術條例》,鼓勵改進醫藥技術:“關于本國固有之醫術藥品或秘方,愿將其秘密公開,經化驗試用確系功效特著者,應予獎勵。”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醫藥家傳驗方、秘方的整理和新藥研究。

  體系薄弱 財物欠缺  

  近代云南的瘟疫防控工作艱難跋涉,建立了初步的防控體系,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技術,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,全省經濟實力、科技水平、醫療衛生和社會治理能力等方面總體水平低下,公共衛生系統相當薄弱,瘟疫防控能力嚴重不足,防控水平較低。

  體系薄弱。云南近代公共衛生及瘟疫防控,在相當長的時期是由警察局管理,專業能力嚴重不足。據《云南衛生通志》記載,清光緒三十三年(1907年),云南設立警察總局,其中巡警部門的職責之一就是管理公共衛生事務。次年,云南警察總局成立警務研究所,除負責培訓局內警察業務外,還下設衛生課負責公共衛生事務,但僅有課員1人。清宣統元年(1909年)11月,省警察總局改組為警務公所,設衛生科,下設醫務、醫學和清潔3個股,總共編制僅4人,即科長1人、各股科員各1人,卻要管理省會昆明的街道、溝渠、便所的掃除、疏浚事項,還要視察昆明城內各區清道夫的工作及渣柜、車馬設置和運轉情況,并承擔取締非法醫藥等事務。民國初期,云南先后在警察廳、民政廳設衛生專員1人,并要求各縣警察局、民政局各設1名衛生專員,管理縣級衛生行政事務及防疫工作,但不少縣并未設衛生專員。 

  后來,因思茅、普洱瘧疾大爆發,省政府請求南京衛生署協助,1936年云南省開始設立衛生實驗處(1942年改稱衛生處),負責全省衛生行政與實驗研究工作。該處雖有編制20人,但除2名醫師外,其余均為非專業人員。1937年,各縣開始建立衛生院,統管縣內衛生行政和疾病防治。但是實施情況卻非常不樂觀,全省醫療衛生和瘟疫防控體系極其薄弱,即使省會昆明也未能按照規定設置機構。1946年昆明市所屬的區級衛生事務所“過去未曾辦理”,本年度計劃先設一所。1948年2月,昆明市警察局衛生科科長陳朝覲在《昆明醫療救濟計劃》中說:“昆明歷以地方經費所限,對建制規定之各級醫療衛生機構,均未克按照設置。”直至1949年底,省內不少縣的衛生院所從未開辦,或已經停辦。 

  經費欠缺。全民族抗戰爆發后,昆明市人口劇增,但超過三分之二的居民無力負擔飛速上漲的醫藥費用,許多小康人家一旦生病,就傾家蕩產淪為乞丐,甚至犯罪。據檔案記載,昆明“人口劇增至三十余萬人以上,其中無力負擔現時之高價醫藥費者,約占二十五萬人。故生活雖能自謀或家庭小康之人,往往一時流為乞丐,致使墮落無法拔救或鋌而走險者,莫不以遭受疾病侵害,有以使然。” 

  因為政府投入經費不足,嚴重影響了瘟疫防控。據當時昆明市警察局的檔案記載:“霍亂病室護理人員及設備,因經費不易籌措,擬視疫勢情形臨時增設……滴滴涕滅蠅,因本年度衛生處配發數量過少,以致不能做普遍實施。” 

  因為經費欠缺,云南省長期沒有設置傳染病院,各市、縣衛生機構也嚴重殘缺。當時,昆明的市屬醫院僅有昆明市立醫院和景星鎮衛生所,沒有專門負責防治傳染病的機構。陳朝覲向上級報告:“昆明尚無傳染病院之設置,每有傳染病發生,仍送各普通醫院,實無法達隔離之目的。且以設備不佳,死亡率最高。” 

  據《昆明市政府衛生局三十五年度工作計劃》,1946年之前麻風病院“僅是收容性質,缺乏醫療設備。”麻風病院病人因公糧供應欠缺,幾次逃出沿街乞討。另外,從昆明市警察局衛生科1949年實施夏季霍亂、傷寒預防注射預案來看,投入非常有限。當年4月20日至5月4日實施預防注射,給予注射隊每人每日補貼餐費,總預算僅滇幣348元。這對于承擔30多萬人免疫的注射隊而言,只能算是聊勝于無。

  改天換地 日新月異 

  新中國成立后,云南的傳染病防控工作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,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突出位置,建立健全了公共衛生與防疫體系。云南剛剛解放,就于1950年5月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衛生局,6月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衛生處,1953年4月成立云南省衛生防疫站,公共衛生和防疫網絡遍布全省,瘟疫防控體系日臻完善,防控水平和能力飛躍發展,防控模式從被動、消極、臨時性防疫變為主動、積極、持續性抗疫,公共衛生和傳染病防控能力獲得前所未有的提高。1956年后,云南相繼消滅了鼠疫、天花、回歸熱等傳染病,極大限度地防止了霍亂,瘧疾發病率大大降低。1967年,云南成立“523”辦公室,啟動研發新的抗瘧藥。1973年,云南醫藥工作者從本地產大頭黃花蒿中提取“黃蒿素”(苦蒿素結晶Ⅲ),為后來的青蒿素和蒿甲醚創制和生產奠定了基礎。2015年,屠呦呦因青蒿素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,中醫藥寶庫的珠玉為世人所稱贊。(作者 楊祝慶 單位:昆明中藥廠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:昆明市檔案館藏)

責任編輯:錢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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